西安事變的前一夜，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一日夜里十點左右，張學良從宴會上趕回西安的公館，把衛隊營營長孫銘九叫進客廳。東北軍的幾個高級將領都坐在屋里。他當著眾人下令：明天凌晨去臨潼華清池，把住在那里的蔣介石扣起來。

“你千萬不可把委員長打死了，萬不得已時，只能把他的腿打傷，不要叫他逃跑了。”

孫銘九正要退出去，張學良回過頭盯著他，又說，明天這個時候，說不定我和你不能再見面了，你死，還是我死，是說不定了，不過報紙上能登這么大的字。他用手比了一個雞蛋大的圈。

張學良這時的官銜是西北剿匪副總司令，剿的是陜北的紅軍。他敢在這一夜押上身家性命，是因為他剿了一年的陜北中共告訴他，斯大林會扶他。

他這樣指望斯大林，因為他手里只剩一支軍隊，腳下已經沒有一寸自己的地盤。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以后，東北軍沒有抵抗，退進關內，東北老家丟給了日本；一九三三年又丟了熱河；一九三五年，南京照日本人的要求，把留在河北的東北軍也調走。從此東北軍每月二百萬元的軍餉，只能向南京要。照他的想法，吃人家的飯，也得聽人家的話。

南京要東北軍去打紅軍。部下私下抱怨：“副司令真傻！”“人死了，槍丟了，國民黨政府也不給補……都打光了怎么辦！”有人把這些話說給張學良聽，他有時說：“要相信到西北以后我會有辦法的！”

到了西北，先來的是敗仗。一九三五年秋天，東北軍在陜北的勞山、直羅鎮被紅軍接連吃掉兩個師，兩個師長陣亡。張學良向蔣介石請求補充槍彈，給兩位陣亡師長各發十萬元特別撫恤。蔣介石的答復是：“特恤礙難照準，兩師番號予以撤銷。”東北軍上下都明白，蔣介石派他們剿共，是要他們和紅軍兩敗俱傷。再這樣打下去，東北軍打光了，他就什么都沒有了。

他要另找靠山，新疆的盛世才就是個樣子。他幾次私下請蘇聯駐華大使轉告斯大林：靠蘇聯撐腰坐穩新疆的盛世才，是他的老部下，蘇聯扶得了盛世才，也該扶他。斯大林這時最怕日本從東邊打蘇聯，要的是蔣介石領著中國去打日本，不會為張學良拆蔣介石的臺；可他也不把話說死，只讓人捎話，叫張學良去和中國共產黨聯系。他就去了。

這時的中共也走投無路。紅軍長征到陜北，剩下幾萬人，四面是中央軍、東北軍、西北軍、晉軍和馬家軍，陜北地瘠人窮，養不活這支隊伍。圍剿他們的主帥自己找上門來，毛澤東求之不得。

一九三六年一月，中共聯絡局局長李克農秘密到了洛川的東北軍六十七軍軍部。他自己帶著密碼，借軍長王以哲的電臺，在洋蠟燭底下譯電，往陜北發報。二月二十一日，中共中央給再去洛川的李克農下了談判訓令，頭一條是“處處把張學良與蔣介石分開”。二十八日，李克農和王以哲談定一個口頭諒解，里面有一句：“紅軍過路應予通行”。

這時紅軍主力已經從陜北渡過黃河，到山西去弄糧食和兵。紅軍在山西打土豪，也向縣城要錢，彭雪楓打電話給浮山縣縣長，“要他交出5萬元款子，否則就派兵攻打縣城”。閻錫山向南京告急，蔣介石電令張學良：“匪主力過河既已明了……則我軍應速向北推進，封鎖黃河西岸各渡口。此機萬不可失。”張學良回電推說陜甘邊區“股匪極為活躍”，要“先行肅清”。蔣介石再三催，他不動。

三月五日凌晨，張學良自己開著飛機到洛川，見了李克農。中共讓李克農備好一套話，預備張學良替蔣介石說話時駁他，幾乎沒用上。張學良只催著要盡快見中共的領導人，還請中共替他介紹代表去蘇聯。

四月九日晚上，周恩來被張學良派去的人接進延安城，兩人在城里的天主堂從九點談到第二天凌晨三點。張學良說，國民黨完了，中國只有兩條路，一條共產黨，一條法西斯。周恩來會后給中央的報告里，記下了他那一夜問的事：

“蘇聯是否必幫中國？蘇聯是否真心助中國？”

周恩來請他到時候放紅軍渡回黃河西岸，再接濟紅軍彈藥。張學良都答應了。兩邊談定了停戰、通商、互派代表，“無線電、藥品他可代購辦，并可送彈藥”。跟周恩來同去的戴鏡元記得，張學良“先拿出二萬銀元，說是他私人的錢，用以支持紅軍抗日。會談后，他又送給我們二十萬元法幣。”周恩來報告中央：“張對經濟、通商、交通上助我，確有誠意。”張學良也有自己的算盤：他想讓紅軍留在黃河東邊和中央軍拼，自己好擴大地盤。

二十二日，周恩來寫信給張學良，頭一句是“坐談竟夜，快慰平生”，又說：“茲如約遣劉鼎同志趨前就教，隨留左右，并委其面白一切。”劉鼎臨走，周恩來交代他：“你帶報務員去建立秘密電臺，密碼由你自己掌握”。張學良在洛川見到劉鼎，握著他的手說：“好呀，你再不是客人，而是我的助手了。”又對他說，延安那一夜，“我結識了最好的朋友，真是一見如故。”最后說：

“中國的事從此好辦了。”

幾天后，張學良親自開飛機帶劉鼎回西安，讓劉鼎坐到駕駛座上，繞道黃河上空。劉鼎住進張公館的東樓，對外是張學良的隨從軍官。他在東樓地下室裝了一個小電臺，中共中央和張學良之間的來往電報，從此都從這間地下室進出。

五月初，紅軍在山西站不住了，帶著錢糧，押著近萬山西壯丁，分批渡回黃河西岸。西岸是東北軍的防區，紅軍西渡沒有受到東北軍阻礙。五月十二日夜里，周恩來又和張學良談了一次，張學良答應給紅軍七九子彈十萬發；六月一日，其中六萬發送到了延安。

這年夏天，中共長征以來和莫斯科斷掉的電訊，借張學良剿總的電臺接上了。李克農后來說：“張學良部隊還給我們送電臺、送藥品過來。”線一接通，中共就向莫斯科要錢，理由是東北軍的軍餉“全部靠南京撥款”，一旦起事就會斷，問能否“每月給我們300萬元的援助”。

六月底，劉鼎給中央發電報，電報里的“日”是張學良的代號：

“日要求入我黨耳，求專人訓練。”

七月二日，中共總書記張聞天把這件事報告莫斯科。電報說東北軍“雖附屬于蔣介石，并未給他地盤，且在待遇上歧視他”，又說“目前我們與蔣介石爭奪東北軍到了最后決斗的時期”；對張學良入黨，寫的是：“我們擬派葉劍英、朱理治去，并將來擬許其入黨，因為這是有益無損的。”八月九日，毛澤東等人給張學良的信里已經叫他“同志”，說“八個月來的政治關系，證明了你我之間的完全一致”。

八月十五日，莫斯科回電。電報說，叫他們特別不安的，是“你們關于甚至打算吸收張學良入黨的說法”，“只有那些優秀的經過考驗的工人、農民和學生才能加入黨的隊伍”；同張學良的接觸必須保持，“利用這種接觸在張學良的軍隊中開展我們的工作”，“但是不能把張學良本人看作是可靠的同盟者”，他“完全有可能產生新的動搖甚至是公然背叛我們”。

這封回電，毛澤東瞞住了張學良。他一面向莫斯科表示服從，一面告訴張學良，入黨的申請批準了，往來的密信里照舊叫他同志；還說蘇聯已經在新疆備好了大批軍火，等紅軍去取，請他配合打通道路。張學良信了，以為是斯大林接納了他。早在七月里，他已經和周恩來商定了一個西北大計劃：打通蘇聯，割據西北，成立西北國防政府。計劃里要打的是中央軍和寧夏青海的馬家軍，華北的日軍不在里面。計劃成了，他就有了西北這塊地盤，背后靠著蘇聯。中共也指望它救命：八月二十五日給莫斯科的電報說，紅軍財政糧食已經十分困難，聯不成東北軍反蔣，南京又不肯停止剿共，就只好放棄陜北。

錢也一直從他這里出。八月，中共派到西安的潘漢年報告：“我們借錢，立刻應許，已交五萬元（存劉處）”。十月，葉劍英到了西安，說紅軍經費困難已極，冬衣更難，代表中共中央向張學良借三十萬元。張學良一口答應，只說西安一下只能辦到五萬元，其余二十五萬元到上海去想辦法；棉衣給一萬套，從西安送往蘭州，請紅軍半路去取。入冬以后，中共給莫斯科的電報叫苦：“張學良那里也沒有錢借了。”這時中共向張學良借的錢已經有六十萬元；十一月下旬，又從他那里借了十萬元。

十一月底，德國和日本簽了反共協定，矛頭對著蘇聯。斯大林更要蔣介石領著中國抗日，嚴令中共放棄反蔣，擁護蔣介石。毛澤東不理會這道命令，反倒派周恩來去和張學良商量：把蔣介石請到西安來，扣下。張學良幾次打電報請，又親自到洛陽去請蔣介石來西安，給將士們訓話。

蔣介石這邊，紅軍已經被壓在陜北一角，他要趁這時一舉剿滅。十二月四日，他住進臨潼華清池，召見張學良和西北軍的楊虎城，給了兩條路：東北軍和楊虎城的十七路軍開上前線剿共；不然，東北軍調福建，十七路軍調安徽，陜甘交給中央軍。楊虎城是陜西本地人，十七路軍三萬來人，全靠陜西這塊老地盤，調去安徽就什么都沒有了；他身邊多年埋著中共黨員，妻子謝葆真也是黨員。七日，張學良當面求蔣介石停止剿共，蔣介石說，剿共已經到了最后五分鐘。當晚，張學良和楊虎城商定動手。張學良發電報到陜北，要中共的葉劍英回西安一起策劃。毛澤東回電說葉劍英已經上路，其實沒有讓他動身。

十一日夜里，張學良對將領們說，蔣拍著桌子罵他：“等我死后你再去抗日。”一位軍長問：“第二步怎么辦？”張學良說：

“先扣了再說，只要他答應我們抗日，還擁護他做領袖。”

孫銘九出門的時候，六十七軍軍長王以哲在旁邊對他說：“孫營長，就看你的啦。”

十二日凌晨，衛隊營的卡車沖到華清池門口，門衛開槍攔，被打倒，槍聲和喊聲混成一團。孫銘九一路趴著往前爬，摸進蔣介石住的五間廳，人已經不在了。他摸了摸床上的被褥，還是熱的。朦朧的曙色里，他看見蔣的帽子、皮包、假牙亂擺在桌上。一個衛士跑來報告：“在后山墻下發現一只鞋。”蔣介石的親信蔣孝先從西安往這邊趕，在公路上被截住，槍斃了。

天色快要全亮的時候，衛隊營滿山搜。一個叫陳思孝的班長在前面喊：“報告營長，委員長在這里呢！在這里呢！”他們先前看見一塊大石頭旁邊像有人走動，搜過去，洞里蜷著一個人。士兵喊，再不出來就開槍了，里面連忙回答：“我是委員長，你們不要開槍，不要開槍！”蔣介石鉆出來，彎著腰扶著石頭，光著兩只腳，上身一件古銅色綢袍，下身一條白色睡褲，渾身是土，凍得發抖。他抬頭看了孫銘九一眼，又趕緊避開，說：“你打死我吧……”

“不打死你，叫你抗日！”

上午，蔣介石被押進西安城的新城大樓，一言不發，送來的大衣不穿，牛奶不喝，只問孫銘九：“你們副司令怎么還不來？”大約半個鐘頭后，張學良穿著一件藍色絲綢棉袍推門進來，臉上帶著得意，對他微微欠身：

“委員長受驚了！你這回交給我做做看！”

蔣介石說：“我看你有什么好辦法！”孫銘九退出門，就聽見兩個人在屋里吵了起來，聲音很高。

同一天將近中午，陜北保安毛澤東住的窯洞里，中共的領導人圍著讀張學良發來的急電，張國燾也在場。有人說：“蔣介石也有今日！”朱德搶先說：“現在還有甚么別的話好說，先將那些家伙殺了再說。”指的是蔣介石和他的隨員。毛澤東一直在那里狂笑，接著說：

“這件事，我們應該站在后面，讓張、楊去打頭陣。”

張、楊，就是張學良和楊虎城。張國燾記得，當天發給莫斯科的電報是毛澤東起草的，說西安事變是根據張、楊、共三角聯盟抗日反蔣的協議而發生的，中共中央擬積極推動張、楊堅決與蔣決裂。他給張學良起草復電，尊他為全國抗日領袖，夸他一舉手便旋轉乾坤，說蔣某確系賣國獨夫，理應付之國法，“弟等極力贊成應由人民公審”。朱德要毛澤東明明白白叫張學良殺蔣，毛澤東笑著說，他已經著力暗示了，“但這‘殺’字不好由我們口里直說出來”。他對張國燾解釋過，電文上不能赤裸裸地說出來，否則將來要留下痕跡。

十三日晚上，莫斯科的電報到了，一張半打字紙的長電：西安事變是日本的陰謀，蘇聯不會給任何支援，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，能領導抗日的只有蔣介石，中共要促成和平解決。電報是斯大林親自起草的；后來中共駐共產國際的代表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，說斯大林當時對他講，張學良分量不夠。窯洞里，毛澤東踱來踱去，急躁地說：

“反了！天翻地覆了！從前我們向張、楊那么說，現在又要反過來這么說，張、楊不會說我們反復無常嗎？”

周恩來坐著張學良派去的飛機到了西安。張學良見面就問：莫斯科有沒有電報？對西安的事是什么態度？周恩來告訴他，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。張學良當場發了火，覺得自己被共產黨賣了：從前他們一直說蘇聯會幫忙，現在他騎在虎背上，他們臨陣抽腿。周恩來低聲下氣，百般解釋，說這是中共中央想不到也不愿有的事，中共一定始終與他站在一起，憑本身的力量，來擔當一切。

宋子文、宋美齡先后飛來西安談判。十二月二十四日，周恩來去見蔣介石，帶去斯大林的許諾：把蔣介石的長子、扣在蘇聯多年的蔣經國放回來。蔣介石的態度一下子變了，答應停止剿共，事變照斯大林的意思收了場。毛澤東想借張學良的手除掉蔣介石，沒有做成；被圍在陜北、眼看要被剿滅的紅軍，倒因此活了下來。

二十五日下午，張學良陪著蔣介石夫婦和宋子文飛離西安。孫銘九后來記得，他臨走前說過，三天以內就回來。飛機上，蔣介石對他說：

“你闖下了這樣大禍，如果這時去南京，南京方面眾怒難犯，定要殺你，你去不得的。”

張學良說：“應該殺我，我是有罪的人。”

很多年以后，他說起這一趟：“我到南京，也許就把我槍斃了，我不在乎。我到南京送蔣先生，我是請罪，簡單地說，我甚至把后事都預備好了。”

當天晚上，周恩來的急電到了保安。張國燾記得，毛澤東顯得特別焦急，斷斷續續地說，張學良也跟著到南京去，難道他不會把罪過都推向中共頭上？

“我們不是曾經推動張學良反蔣抗日，說甚么可得蘇聯援助，擁護張學良形成西北抗日局面么？這些難道張學良不會自動或者被逼的和盤托出？”

他接連給周恩來發電報，要周恩來對蔣介石的親信說明中共事先并未參與，和張、楊斷絕明顯的來往，還要設法銷毀一切同張、楊來往的證件。

二十六日中午，蔣介石的飛機落在南京，林森以下文武百官都在機場，軍樂、爆竹，人山人海。下午兩點左右，張學良和宋子文坐的第二架飛機落在城外一個軍用機場，沒有歡迎的人，只有憲兵和特務。宋子文和軍統的戴笠把他拉上汽車，送進北極閣宋子文的公館。兩天前的晚上，戴笠已經把話交代給手下：“張學良一下飛機，就由我與宋部長接到北極閣宋部長公館去，軟禁起來，不讓他接見任何人。”他讓特務隊長劉乙光挑十幾個機靈可靠、儀表好的人，都穿藍色中山服，佩二號左輪，去看守張學良。

也是這一天，保安的中共中央聽說蔣介石已經由張學良送回南京，立即把中央機關往延安搬。張國燾記得，從那不成樣子的保安遷到延安，大家心胸都大為開朗。

十二月三十一日軍法會審，張學良在庭上說，我們的主張，我不覺得是錯誤的。他沒有把反蔣的責任推到中共頭上，反倒替中共開脫。判決是有期徒刑十年。一九三七年一月四日，國民政府特赦了他，仍交軍事委員會嚴加管束。他被扣以后，軍需賬上查明，前后接濟紅軍的錢有七十六萬元。

一九三七年一月七日，中共中央發出一份宣傳指示。第一條說，西安事變是國民黨南京政府的內部問題，本黨絕未參與，事變發生后，本黨即通電主張和平解決。第二條說，本黨“對于張、楊十二月十二日所采取的方法卻并未曾贊同過”。第三條說：

“蔣之釋放，張之赴京，以及南京政府對此案之處置，本黨也認為是南京內部的問題……”

西安城里，張學良沒有回來。一月二十八日凌晨三點，楊虎城把身邊的中共黨員南漢宸從睡夢中叫起來，對他說：

“你這次來西安，我當然不反對你站在你們黨的立場，但是希望你也要替我打算打算。你剛來到，我就對你說，和平解決就是犧牲我。張漢卿主張和平解決，親自送蔣到南京，結果如何？現在可以看出來，回來希望不大。張的犧牲是差不多了。共產黨主張和平，可以同國民黨、蔣介石分庭抗禮，他們是平等的。我是蔣的部下，蔣的為人是睚眥必報的，和平解決以后，叫我怎么對付蔣。和平的前途就是犧牲我。”

南漢宸把這些話報告周恩來。周恩來讓他回去告訴楊先生：“我們一定對得起朋友，絕對不做對不起朋友的事。”

東北軍里，主和的將領要服從南京，少壯軍官要接著和中央軍打。周恩來沒有告訴他們，中共已經向蔣介石保證不再武力推翻國民政府、紅軍改換番號，反倒照毛澤東的盤算，鼓動孫銘九這班少壯軍官去打：東北軍、西北軍和中央軍打起來，紅軍好坐收漁利。二月二日早上，孫銘九他們開會，決定殺主和派的頭領王以哲。奉命帶兵去的連長于肇中說：“王以哲是我的老師，我去過他的家。”一排兵坐卡車到王家的胡同口，排成隊唱著歌從門口過，走到一半突然散開，繳了門口警衛的槍，沖進屋，把王以哲打死在床上。傳令的營長商同昌隨后趕到，看見院子里綁著一個女人，是王以哲的太太。他叫人松綁，讓她趕快買棺材把王軍長收殮起來。她哭著說：

“我們沒錢買棺材，錢都讓你們兵拿去了，十條金子，三萬八千元錢。”

東北軍的將領們一致要求懲辦孫銘九。孫銘九跑去向周恩來跪下磕頭，求他幫忙，周恩來派人把他送進紅軍的地盤暫避。東北軍隨后被拆散東調，從此不復存在。

紅軍保住了自己的隊伍和地盤，換了個番號，每月從國民政府領二三十萬元的軍餉。蔣介石在一九三七年一月寫道，八年剿匪之功，本來預計兩個星期、至多一個月就能完成，幾乎全毀于一旦。

張學良這一管束就是十年。一九四六年十一月，他被關在重慶松林坡，軍統的張嚴佛來報告他：飛機已經交涉好了，明天拂曉從白市驛機場起飛，直飛南京。他信以為真，很高興。當晚給他餞行，軍統的毛人鳳端起酒杯對他說，委員長來電，情況有些變化，不去南京了。張學良瞪著眼問，不去南京，去哪里？

“委座指示，明天的飛機直飛臺灣。”

張學良一掌拍在桌上。趙一荻忙拉住他，遞給他一條濕毛巾。他呆坐了一會兒，悶聲問什么時候走。看守他的仍是那個特務隊長劉乙光，站起來開口：“報告副座……”他打斷說：“還有什么副座不副座的，干脆把我看成犯人好了！”

第二天早上，趙一荻挽著他的胳膊上了飛機。他被關進新竹五峰鄉的深山，在那里寫過一首詩：

“山居幽處境，舊雨引心寒。輾轉眠不得，枕上淚難干。”

楊虎城后來被撤了職，打發出國考察，到了莫斯科，向斯大林要軍火要錢，說回國要再發動一次兵變。斯大林轉手把這些話通報了蔣介石。一九三七年底，楊虎城被宋子文的電報誘回國，隨即被扣，從此再沒有出來。他的妻子謝葆真一九四七年死在囚室里。一九四九年九月六日夜里，特務把楊虎城和兒子楊拯中帶到重慶松林坡，說請他們暫住兩天，等委員長接見。楊拯中走在前面，懷里抱著母親的骨灰盒，一進門，埋伏在屋里的特務拿匕首扎了進去，血噴在骨灰盒上。楊虎城往前趕了幾步，刀已經刺進他的胸口。第二天凌晨，他在獄中出生的小女兒楊拯貴也被殺了。命令是蔣介石親自下的。

一九九〇年六月一日，臺北給張學良辦九十歲壽宴，他剛剛恢復人身自由。墻上掛著周恩來的遺孀鄧穎超發來的賀電：

“恩來在時，每念及先生則必云：先生乃千古功臣。”

這是五十四年來，他頭一次當眾答謝關心他的人。他站起來說：

“我真是虛度九十，對國家、社會、人民毫無建樹，正如《圣經》上所講的即保羅所說的話：‘我是一個罪人。’我不但是罪人，保羅說，‘我是罪人中的罪魁’，我自己感覺真是萬分的慚愧。張學良何德，能夠蒙諸位親友這樣來給我做壽，我怎么能做壽，我有什么壽！”

他說過：“我幾十年失去自由是應該的。如果我是蔣介石，我會槍斃了張學良，因為這是背叛啊！”晚年說到西安事變，他把事全攬到自己身上：“西安事變絕對是我一手策劃的”，楊虎城只是同意。

后來他住到夏威夷。中共多次托人請他回大陸看看，他都推掉了。他對張家的后人交代，西安就不要再去了。

二〇〇一年十月十四日，張學良死在檀香山。從西安事變到九十歲恢復自由，他有五十四年是被人看著過的。

——張國燾《我的回憶》第三冊，1998年版，第330—335、342、347—348頁；孫銘九《臨潼扣蔣》，收入吳福章編《西安事變親歷記》，中國文史出版社，1986年，第217—223頁，另孫銘九、商同昌回憶見第481、494、506—507頁，高崇民《西安事變回憶》見第67—69頁，戴鏡元回憶見第52—53頁

——楊奎松《西安事變新探：張學良與中共關系之謎》，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，第4、48、59、61、63、76、82—83、85、105—107、121—122、171、196、249、256—257頁（李克農、周恩來、劉鼎、張聞天、潘漢年電報和報告，毛澤東等致張學良信，均轉引自此書）；《聯共（布）、共產國際與中國蘇維埃運動（1931—1937）》第十五卷，中共黨史出版社，2007年，第226、242、244頁；《中共中央文件選集》第十一冊，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，1991年，第153頁；童小鵬《風雨四十年》第一部，中央文獻出版社，1994年，第27—28、82頁；楊奎松《國民黨的“聯共”與“反共”》，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，2012年，第374—375頁（蔣介石、張學良往來電報轉引自此書）；百年潮雜志社編《中國政治局勢的重大轉變：紀念西安事變及和平解決文集》，中共黨史出版社，2018年，第36—37頁（李克農談話）；侯金卓《紅軍東征中黨的“擴紅、籌款、赤化”工作研究》，太原理工大學碩士學位論文，2020年，第32頁

——唐德剛訪錄、王書君著述《張學良世紀傳奇·口述實錄》下卷，山東友誼出版社，2002年，第524、562、611、687—689、708—710、720—723、930—932、947、1063—1068、1194、1202、1206頁；臺灣檔案管理局《幽禁歲月：張學良在臺灣的后半生》，2016年；紅巖革命歷史博物館《小蘿卜頭的故事》

——解方《西安事變前后張學良將軍的政治思想變化》，收入《西安事變資料》第二輯，人民出版社，1981年，第159頁；楊奎松《1920—1940年代莫斯科為中共提供財政援助情況概述》，《二十一世紀》2004年6月號，第44—45頁；張之丙、張之宇訪談《張學良口述歷史》注釋索引卷，第298頁